南明弘光朝崩盤之謎

　　弘光朝的神速殞命，史冊中堆滿了對馬士英、阮大鋮的指斥。這個王朝的殞命，來源畢竟在不在他們這裡？看看瀰漫於明季社會的“解放”情感，尤其是這個社會重要層面的人們，工作或者會加倍現朗。
　　
　　第一個層面，在體制內，即所謂的官紳團體。無論從哪個角度講，這個團體作為既得好處的得到者，他們對朝廷都應該忠貞不渝，應該有拯救朝廷的自覺與本能，但究竟卻遠非云云。
　　
　　明季政治的糜爛，直接造成了統治團體內部的分崩離析，官紳團體中的絕大大都，都早已以為王發火數已盡。頭腦上的籌備，使他們的政治立場有了質的變革。在滿清權勢尚未真正進入華夏時，他們把明亡順興當作了汗青上常見的改朝換代，為了自身好處，紛紛歸附大順政權，且如李天根《爝火錄》所言，本文來源於網際網路由奇聞解謎網轉載，這些人皆“謂賊為王者之師，且旦晚一統也”。樹倒猢猻散的壯觀情況，孫文良《1644年中國社會大震盪》中說，僅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，午門外到李自成旗下聽用的明朝舊仕宦，即達4000餘人。
　　
　　認識明史的人都知道，這個數字其實可駭。可駭之處，並不光單在於這個數字過於複雜，而在於這個複雜數字背後所隱含的深條理內容。4000幹部是個什麼觀念？整個明朝中央機構，文職官員只在其三分之一。那剩下的三分之二還會有誰？只能是文官之外的武將。但武將湊進來照舊不敷，那只能是各級政權中的平凡事戀職員（吏）了！
　　
　　國難光降，整個國度呆板棄國度而去，其實有數好像又難以領略。究竟上，明中葉往後，商品經濟的迅猛成長和“人必有私”等“異端”頭腦的發達鼓起，全社會的代價見識已深刻巨變。“利”在人們頭腦中的職位大大上升，款子被提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，代替了功名、身份、道德等主流代價觀。為了追逐款子，人們不吝做出“斷義”、“忘忠”、“不仁”等“傷名教”的工作，整個社會瀰漫著款子的銅臭，情緒、情意以致社會來往，都被塗上了濃烈的款子色彩，“世道日下，世利交征”的社會氣氛加快形成，使很多人從抱負回到實際，從追求道德美滿轉向追求餬口享受。這樣的配景與社會實際，明朝的倒台不只沒有讓他們感想痛感，反而讓他們深感鐫汰一道緊箍咒，由衷地得到了“解放”的快感。

　　這個快感，當然是幻覺。讓他們從快感的幻覺中清醒過來的，恰恰是李自成。大順政權，有著歷代農民政權的共同屬性，除此之外，還更多了一層職業流氓的本質特徵：一旦問鼎權力巔峰，即刻墮落而醉生夢死。對物質的貪婪與嚮往，促使它立足未穩便迫不及待而又赤裸裸地“追贓助響”。據錢聘《甲申傳信錄》的記載，在聲勢浩大的“追贓助響”運動中，有數以千計的官僚士大夫尚未品新嘗主子的甜頭，即被新主子被拷打致死——這是一個極具諷刺的結局，當初他們不惜背離傳統道德，拋開君父之仇而投靠大順政權，目的就是為了保全身家性命和功名富貴，最終卻是家財不保住，體面盡失，性命堪憂，恍若一夢，又夢醒恨遲。
　　
　　舊夢方醒，新夢再續。李自成的農民政權很快被清軍摧毀，官紳集團對大順政權極端仇恨，清軍幫其復仇解恨，他們再度獲得了翻身解放的快感。對清軍的滅“賊”行為，明朝官紳不僅感恩圖報，甚至要長跪頂禮。當李自成的農民軍敗走北京後，晉冀魯豫的原明官紳大肆屠殺大順地方官吏，山海關戰役後的3個月內，各地殺大順政權官員、守將者凡80餘州縣。他們為報復成功而欣喜，更對給他們提供報仇機會的清軍感激不盡，而這種感激的最佳方式就是向清軍投降。
　　
　　——這就是明末上層社會的基本狀態。這種狀態幻覺何時結束，反正還有些時日，至少要到清政權統治的基本穩固，即清順治朝後的康熙朝。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，這個政權兇殘而專制的本性才會發作，歷史上才有真正意義上的反清復明現象。
　　
　　當年皇帝不拿老百姓當個東西，如今老百姓也不拿皇帝當個玩意，正所謂國不知有民，民便不知有國。在社會的底層，顯然也認同了明朝的滅亡，並且同樣從中找到了解放的快慰。《明季南略》中，“黟縣仆變”的一些細節頗值得關註：“黟縣、休寧，俱屬徽州府。乙酉（弘光元年，1645）四月大清兵猶未至，邑之奴僕結十二寨，索家主文書；稍拂其意，遂焚殺之。皆云：‘皇帝已換，家主亦應作仆事我輩矣’！主僕俱兄弟相稱。時有嫁娶者，新人皆步行，竟無一人為僮僕。大約與江陰之變略同，而黟縣更甚。延及休寧，休寧良家子聞之大懼，遂立七十二社；富貴者寫糧銀，保護地方。知縣歐陽鉉，江西人，邀邑紳飲，痛哭起義。金聲、黃賡等亦舉兵，而僮僕於是不敢動。”

　　在北方經歷大順政權、滿清政權的更迭之後，江南徽州地區仍在南明的統治之下，也是這個政權重要的戰略要地和抗戰後方。這則記載中，可以讀出這樣的信息：處於壓迫最底層的平民階層，並無多少道德上的純樸，國破家亡的理念竟蕩然無存，明朝的滅亡，不僅與他們無關，反而讓他們如釋重負，在國家機器趨於衰弱時，他們敏銳地捕捉了時機，儼然翻身解放並當家作主，經濟上獲得了主子的財富，政治上至少與主子兄弟相稱，就連給人抬轎這等有失身份的活都不肖再幹了。
　　
　　可惜，底層的幻覺太缺少根基，好夢很快被老主子南明政權所擊碎。而平民幻覺的破滅，無疑又告訴朝廷，朝廷賴以生存的基礎又垮塌掉了一方。“黟縣仆變”，儘管在當時還不是普遍現象，但對南明政權來說絕對是惡夢，失去官紳集團的依託，再失這類底層的支撐，這個政權還剩下什麼依靠的力量？
　　
　　細微之處，放大出王朝的致命傷——減法的結果，剩餘的一點力量，只能是南明政權的體制內。
　　
　　但是，南明政權承襲了前朝所有的弊政，即便是那些自詡為“清流”者，在生活上也大抵是追歡逐樂，熱衷於過著燕巢幕上的日子。清軍占領北京後，確有相當一部分官紳出於民族隔閡，不願出仕清朝，紛紛南下，但這部分勢力，並不足以挽救時局。在馬士英、阮大鋮把持的弘光朝，這部分人自然與有東林傾向的官員合流，雙方激烈的“黨爭”在所難免。弘光朝的“黨爭”，是各種版本“南明史”的重頭戲。但是，“黨爭”是事實，意義卻不大——無論有無“黨爭”，“黨爭”結局如何，都不可能改變時局的結果。